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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榜題名背後的KPI遊戲？拆解香港高等教育QS冠軍神話與「KPI」辦學深度反思

圖片來源：Gemini_Generated_Image

2026 年 11 月 5 日

李淑蓮╱北美智權報編輯部

在 2027 年 QS 亞洲大學排名中，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展現出強勁的區域領先地位：在亞洲前十強中獨佔五席。香港大學蟬聯亞洲第一，香港城市大學（第 4 位）、香港中文大學（第 5 位）均創歷史新高，香港理工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亦雙雙並列第 9 位。香港高校以 55% 的整體改善率冠絕亞洲 (表1)。就台灣部分，共有7家進入百大。這些數字後究竟代表什麼？《北美智權報》於11月16日出刊的426期會有專文深入剖析，本文將先拆解表現最亮麗的香港地區高等教育之KPI邏輯，反思大學排名的意義為何？

排名	大學名稱	國家 / 地區
第 1 名	香港大學 (HKU)	中國香港
第 2 名	北京大學 (PKU)	中國大陸
第 3 名	清華大學 (THU)	中國大陸
第 4 名	香港城市大學 (CityU)	中國香港
第 5 名	香港中文大學 (CUHK)	中國香港
第 6 名（並列）	復旦大學 / 新加坡國立大學 (NUS)	中國大陸 / 新加坡
第 8 名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NTU)	新加坡
第 9 名（並列）	香港理工大學 (PolyU) / 香港科技大學 (HKUST)	中國香港

表1. 2027 年 QS 亞洲大學排名中，亞洲前 10 名大學榜單

排名	大學名稱
第 23名	國立台灣大學
第 33名	國立成功大學
第 35名	國立清華大學
第 36名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第 54名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第 74名（並列）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第 76名	國立中山大學

表2. 2027 年 QS 亞洲大學排名中，台灣地區共有7家進入百大

2027 QS 亞洲排名大捷：香港高等院校的優勢與結構性契合

香港高等院校之所以能集體霸榜，核心原因之一在於其學術資源配置與 QS 亞洲排名的指標權重存在高度契合，分析如下：

聲譽指標（50%）：QS 亞洲排名中，學術聲譽（30%）與僱主聲譽（20%）佔據半壁江山。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與商貿樞紐，加上全英語教學及對標英美的同行評審體系，極易在全球問卷調查中取得高分。
全球參與度（20%）與研究影響力（10%）：QS 採用「篇均引用率」而非單純論文總量來衡量研究質量，這對於規模精悍、集中打造高影響力學者與期刊發表的香港高校極為有利。例如城大在「篇均引用率」上高居全球第二、亞洲第一。

核心焦點：香港的大學是否針對指標「跑數」？深度分析與學界反思

在亮眼排名的背後，香港高等教育界與社會大眾亦掀起了對高校是否陷入「針對指標辦學」與「跑數（KPI 導向）」[1]的深刻檢討與批判。

官方政績化的政治壓力與校長管理綁架

香港特區政府近年頻繁將「擁有五所世界百強大學」作為宣傳香港國際高等教育樞紐的官方口號與重要施政政績。浸會大學前協理副校長楊志剛等學界人士指出，這種將排名政治化與政績化的高調宣傳，無形中形成了強大的政治與社會預期壓力：

只許勝不許敗的包袱：沒有任何一位大學校長能夠承受任內跌出百強的風險，因為這不僅關乎個別學校，更涉及香港整體「五所百強」金漆招牌是否蒙塵的政治後果。
創造新紀錄的誘惑：校長們亦有強烈衝動將學校推升至百強，創造「六所百強」的新紀錄。這種環境在客觀上驅使大學高層將資源與行政決策全面轉向以排名指標為核心的目標管理。

精準指標優化（KPI 跑數策略）的客製化作法

為了在短時間內提升排名，部分高教育院校在資源分配、人才引進與行政審核上展現出極強的指標針對性：

重金引進高被引學者（Highly Cited Researchers）：針對 QS 「篇均引用率」與「學術聲譽」指標，高校將大量資源傾斜給能帶動團隊、並發表刊登在具有高影響因子（High IF）頂尖學術期刊上論文的高被引學者，精準刷高引用數據。
快速擴張非本地生與研究員規模：配合香港特區政府將公立大學非本地生限額由 20% 提升至 40%-50%、研究型研究生上限升至 120% 的政策，香港的大學大量吸納高素質博士生以充實實驗室。這固然增加了科研產出，但客觀上也精準地刷高了 QS 中的「國際學生比例」、「國際教職員」及研究產出量。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香港公立大學就讀的非本地學生中，中國大陸學生佔據了約七成以上的比例，是香港高校非本地生源的最主要組成部分；這也是香港的大學能快速擴張非本地生與研究員規模的主因[2]。

學界反思：異化的科研與客觀排名的反差落差

這種以 KPI 為核心的目標導向辦學模式，引發了三大結構性批判：

「為排名而出論文」的學術異化：學者批評香港高校的教研團隊正陷入「圍繞指標團團轉」的困境——為排名而出論文、為出論文而作研究。這導致許多研究脫離了本土實用價值與長期基礎學科的沉澱，流於「論文數字繁榮」。
主客觀榜單的巨大落差悖論：在世界大學排名中心（CWUR）等完全不採計主觀問卷、全憑公開客觀數據核算的榜單中，香港八大院校無一進入世界百強（排名最高者香港大學 (港大) 僅列第 155 位；而台灣地區排名最高的台灣大學則名列115位）[3]。這種巨大的落差拷問著香港高校：在剔除主觀問卷與指標操作後，真實的客觀科研硬實力是否與 QS 頂尖名次相符？
科研成果轉化為產業的短板：相較於中國大陸及國際同行將科研直接對接國家戰略與硬核產業產品，香港高等院校呈現「論文引用數字極其亮眼，但高價值專利與產業落地產品相對不足」的反差。

制度推力與空間破局：RAE 與大灣區腹地

除了針對指標進行戰略優化外，香港高校的亮眼表現亦有其制度與空間上的客觀支持：

績效導向撥款：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UGC）推行的「研究評審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 RAE）」採用國際同行評審，將政府研究撥款直接與 3 星（國際卓越）及 4 星（世界領先）成果掛鈎。這逼使大學必須放棄低質量的論文鋪張，轉而注重單篇論文的影響力。
大灣區與北部都會區空間擴展：透過在粵港澳大灣區設立分校（如港科大廣州、港中大深圳）以及發展「北部都會區大學城」，香港大專院校正打破本土校園狹小的物理瓶頸，將基礎研究與內地產業鏈結合，為其長期科研網路提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