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刑人是否与一般公民同样就其通讯享有隐私与版权保护？本篇介绍新加坡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下称法院）针对此一议题所为之判决。
本案[1]源自于Syed Suhail bin Syed Zin等13名关押在樟宜监狱之受刑人（后称上诉人），指控新加坡总检察署（Attorney-General’s Chambers, AGC）与新加坡监狱署（Singapore Prison Services, SPS）违反民法赋予之保密权（right to confidentiality）并侵害其版权。所涉及之个人通讯内容包括四大类：（1）寄给公共机构或政府机关之书信；（2）与新加坡律师公会（Law Society of Singapore）等组织联系之信息；（3）与律师联系之信息；以及（4）寄给亲友之书信。
大体而言，上诉人请求法院：
（1）确认（declaration）总检察长（Attorney-General）自SPS处取得上诉人通讯，未经上诉人同意而予以揭露并留存，系属越权且违法（ultra vires and unlawfully），已违反保密规定，应择一或同时判给损害赔偿与衡平法救济（equitable relief）；
（2）确认总检察长复制并留存上诉人之个人通讯系属侵害版权，应判给象征性损害赔偿（nominal damages）；以及
（3）判给其他适当之救济。
关于受刑人通讯之揭露「惯例」
「惯例」原则上允许揭露
在新加坡，系由内政部（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MHA）与SPS负责安排死刑犯之执行时程。依据「惯例」（the Practice），因为经手此类文件之监狱人员通常未受过法律训练，定期向AGC揭露通讯书信等相关文件，将有助于在执行死刑前充分考虑可能影响执行之法律问题（例如申请法律扶助、赦免等），并寻求专业建议。
然而，「惯例」并不适用于由上诉人Suhail先生寄给亲属之信件。负责Suhail先生先前所涉案件「CA/CCA 38/2015」之副检察官（Deputy Public Prosecutors）曾经要求SPS提供该信件副本，却又同时声称AGC本身无权取得此等信件。法院认为，如此作法确实会引发疑虑。不过，本案并未涉及揭露私人间信件对于相关刑事诉讼产生之影响，仅止于讨论上诉人因该揭露而有权主张何种私法救济。
确认AGC与PSP行为违法
依据现行之新加坡《监狱法》（Prisons Act）及其《监狱条例》（Prisons Regulations），虽允许监狱人员阅读并复制受刑人之往来通讯，惟不得复制及扣留受刑人与律师间之通讯[2]，亦不得与他人共享此等通讯。惟法院认为，若为维护监狱或公众之安全与秩序，SPS仍得向相关机关揭露受刑人信件内容，以征询法律建议。尽管如此，此类揭露必须局限于「需要建议之具体问题」与「提供建议之必要人员」，并为此建立可确保所揭露信件保密性之制度 — 就算存在「惯例」，AGC显然未建立相关流程。法院进一步澄清，即使例外地允许揭露，亦不表示AGC可主动要求揭露受刑人之通讯。
综合前述，法院指出，纵使AGC与SPS已采取补救措施，但关于确认上诉人之通讯所有权以及其所享有之保密性与隐私权，宣告性救济（declaratory relief）对当事人与公众均有其重要性，故于此确认：（1）AGC未经上诉人同意而要求揭露其通讯内容，实属违法；以及（2）无论是否依据「惯例」，在欠缺法律必要性、法院命令或上诉人同意之情况下，SPS向AGC揭露受刑人之通讯，亦属违法。
关于受刑人通讯之隐私保护
部分揭露违反保密规定
违反保密义务必须符合两大要件：（1）涉讼信息有保密之必要；以及（2）揭露方系于负有保密义务之情况下揭露该信息。就本案涉讼之通讯观察，若是寄给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法官与新加坡警察部队（Singapore Police Force）之信件，或请求新加坡总统赦免之信件，理论上应无保密问题，因而其揭露并未违反保密规定。
然而，若是与委任律师往来或向律师公会等组织投诉、咨询或请求协助之信件，或寄给亲友之信件，基于该通讯用于诉讼（故受法律咨询特权或诉讼特权保护）或私密之性质，则应予保密。针对此类信件，法院确认AGC与SPS之揭露已违反保密规定。
循刑事程序寻求救济较为适当
针对上诉人请求之救济，法院作成以下决定：
（1）倘若因通讯被揭露而导致刑事诉讼不公，例如影响定罪或量刑、违反自然正义法则（rules of natural justice）等，应透过刑事复核程序（criminal review proceedings）而非民事上诉程序加以处理；
（2）本案不宜适用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有关救济实务之条文，因为该作法实际上回避了复核程序相关规定；
（3）依据传统侵权行为法之赔偿范畴，违反保密义务无法作为判给惩罚性损害赔偿之请求权基础，且上诉人亦未提供可能判给此类赔偿之其他法律依据。
法院附带说明的是，本案上诉人亦无权请求衡平补偿（equitable compensation）、衡平损害赔偿（equitable damages）或所得利益（an account of profits）等衡平法救济。
关于受刑人通讯之版权保护
复制信件系侵害版权
在本案，共计有3名上诉人针对所寄发信件遭复制而主张版权侵害。且此等复制系发生于允许部分信件复制权限之新加坡《监狱条例》第127A条施行前，AGC与PSP亦未否认其复制行为有违反新加坡《版权法》（Copyright Act 2021）之虞。
然而，法院同意原审决定，认为毋须就此部分请求作成宣告性救济：因为，此等确认未能真正减轻上诉人之任何责任、不利益或困难；况且，从原审判给象征性赔偿此举观察，明显存在技术性侵权（technical infringement of copyright），故此等确认实属多余（superfluous）。
法院进一步强调，宣告性救济之判给必须格外谨慎。诚如先前判决所言[3]，倘若法院滥用作成确认命令（declaratory orders）之权力，将会鼓励公众恣意请求确认其权利，造成被告困扰，同时浪费诉讼资源。
上诉人仅能获得象征性赔偿
关于原审仅判给10新元之象征性损害赔偿金，法院指出，无论是依据惩罚性赔偿或法定赔偿、或遭受损害之程度，上诉人皆无法请求附加损害赔偿（additional damages）。更何况，上诉人提出之诉讼请求（prayer）已言明寻求象征性赔偿（理由是复制信件并非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且上诉人遭受之经济损失不大），嗣后亦未修改此一立场。
再者，无论从本案事实、相关调查或上诉人陈述，均未证明或指涉前述著作权侵害直接造成何种金钱损失，唯一可能之损失，便是AGC有机会提前知悉上诉人论点而获得诉讼优势。尽管如此，相关刑事动议已裁定，上诉人之刑事诉讼程序完整性并未因其通讯被揭露而受不利影响。
至于象征性损害赔偿之金额是否过低，法院则表示，所判给金额并未逾越象征性损害赔偿金以及法官裁量权之范围，原审系合理地行使裁量权，并无滥用或未遵守法则之疑虑。
结语
理论上，受刑人之权利亦应受到公平保障，但基于维护公众安全、确保监狱秩序等需要，受刑人之隐私权确实会受到不少限缩。
本案对于版权侵害争议之处理，颇具深意。法院显然不愿以宣告性救济确认AGC与PSP之侵权事实，而以「明显存在技术性侵权」为由，否定确认之必要性 — 相对地，保密与隐私权问题才是本案具确认重要性与必要性之所在。
备注：
- [1] Syed Suhail bin Syed Zin and others v Attorney-General [2024] SGCA 39.
- [2] Prisons Regulation 127A.
- [3] Wing Joo Loong Ginseng Hong (Singapore) Co Pte Ltd v Qinghai Xinyuan Foreign Trade Co Ltd and another and another appeal [2009] 2 SLR(R) 814 at [178].
责任编辑：卢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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