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3月提出《国家贸易评估报告》（2025 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 on Foreign Trade Barriers, NTE）[1]，并台湾地区于2022年通过相关法令以针对「关键技术」强化营业秘密的保护，且处以犯罪者5～12年间不等之有期徒刑。本文将以牵涉美商企业的M案为例，讨论台法院应如何认定犯罪者是否有于境外使用营业秘密的「意图要件」进行评析，以免让台湾地区落入上述NTE报告中具非关税贸易障碍之不良印象。
背景
M案系依台《营业秘密法》第13条之2裁决案件，其关键争点为「意图要件」。一审时，地方法院于《2017年度智诉字第11号刑事判决》就四位被告的罪责认定为：（1）H犯「意图在外国使用，逾越授权范围而使用罪」；（2）W犯「意图在外国使用，泄漏营业秘密罪」；（3）L犯「意图在外国使用，明知他人知悉并持有之营业秘密系以擅自重制方法取得，仍使用罪」；（4）UM公司因其员工H、W与L等之犯罪而依上同法第13条之4之规定，科以罚金。
M案被告上诉至台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时，台智商法院认为H与W仅犯第13条之1之罪，而降低其刑度。但台最高法院于《2022年度台上字第3655号刑事判决》废弃台智商法院的判决。
见解一：意图要件与被告自白
关于意图要件，最高法院指出「所谓『意图在外国使用』，只须行为人有此意图即为已足，不以实际上已在外国使用为必要」。
另考虑「意图」系「潜藏个人意识之内在心理状态，通常较难取得外部直接证据证明其内心之意思活动」。台最高法院就被告是否自白之情况，表示「倘被告之自白出于任意性，则无须补强证据，但得提出反证，主张其自白非事实」。但「如被告未自白」，台最高法院认为「法院在欠缺直接证据之情况下，尚非不得从行为人之外在表征及其行为时客观情况」、及「综合各种间接或情况证据」，而「本诸社会常情及人性观点，依据经验法则及论理法则予以审酌论断」。
根据此基准，台最高法院不认同前审「就案内事证单独观察，认无积极证据可证明被告等人有公诉意旨所指意图在外国使用，而犯营业秘密法第13条之1第1项各款之罪之犯行」。
首先，就二审判决所引用之相关证据或一审判决等内容，台最高法院表示若皆属实，则「被告等人上开不利于己或共同被告之陈述，与其余证据相互勾稽，如何不足以认定被告等人有将所示营业秘密于外国使用之主观意图？并非全无疑义，尚待厘清」。
二审判决的争议
（1）事实栏七记载：「L取得W擅自重制所示营业秘密后，将纸本转交不知情之KT，嘱咐KT与W商讨后使用」；且「于理由说明：W与H于台法务调查机关之供述具任意性」。
（2）W于调查机关询问及检察官侦讯时供称：「L要求我提供某人设计规则最终目的，是要完成UM与JH等2家公司合作案，将制程完全移转给JH；另根据通讯软件LINE于2016年2月6日对话纪录，H有提到这是一个特别模式」。
（3）W于一审供称：「我从台公司M离职前，UM打算在G国发展DRAM事业，H有向我提过，他说是特别的合作方式。G国提供资金，委托UM从事技术开发，我知道G国有合作对象，UM当时在G国有想要像X厂一样设厂」。
（4）H于侦审中供称：「我与JH于2016年10、11月间签订劳动合约，内容是JH提供一笔高额的年度项目奖金，可领数年；我与W有提到在争取一笔额外激励奖金，前提是DRAM产品要做出来；扣案编号31笔记本电脑内之所示档案内容，在讲DRAM开发计划，用简体字是因LZ是UM在G国的子公司」。
（5）证人F副总证称：「我们希望有DRAM的技术能增加UM的技术，与JH的合作案就可开发成功，JH可使用，目前有规划所属员工至G国开户，倘开发完成，G国方愿意提供奖励金给大家」。
（6）「被告W与亲友之LINE对话纪录（2016年2月27日至同年12月23日）提及其欲至G国工作、在台搞RD技转外国等内容。
（7）证人S于侦查中供称：「2016年9月的前后，L请我到办公室找他，L拿给我手写Design Rule的参数数值，说我可以找W讨论等语」；另「L亦坦承确实有将W提供之参数纸本数据交付给S」。
（8）UM于2016年3月间向主管机关申请与JH技术合作，主管机关审议委员会于同年4月间发函准许。
因此，台最高法院指出「原判决未就案内全般事证深入研求勾稽，综合判断，并为合理之取舍说明」，却「遽将各该证据割裂，分别单独观察」，以「泛称W之自白欠缺补强证据，或以H尚未将系争营业秘密交付JH」，而「径为有利H等3人之认定」，故「其取舍证据及判断证明力之职权行使，殊属率断，难认与经验法则、论理法则无违，并有理由不备之缺失」。
见解二：补强证据
台最高法院指出「原判决说明UM于美国加州北区地方法院所制作之认罪协议（案号：Case No.18-465 MMC）具证据能力，得据为UM及其他被告有罪之证据，并引为H与W前开论罪之部分依据」。
在考虑该认罪协议记载「UM同意诉外人CH、W与H三人当时均知悉UM正在与G国之国营企业进行DRAM计划，且该技术将会移转给G国，而将被使用于生产DRAM」，最高法院质疑「该认罪协议何以不足以采认为H等3人有将系争营业秘密于外国使用意图之补强证据」。
又台最高法院表示其不解前审法院为何「就该相同之证据，何以关于H与W违反营业秘密法第13条之1第1项部分，可据为有罪之依据」，却「对被诉同法第13条之2第1项部分，则无从执以证明」。因此，台最高法院认为前审法院「对于上揭不利H等3人之证据未详予说明其取舍之由」，而「径予切割，为不同之评价」，故「其采证认事职权之行使，难谓适合，并有理由欠备之违法」。
思考：H部分
关于「意图要件」认定，台最高法院的见解多针对W，却于H的部分着墨较少。本文认为可参考美国United States v. Chung案判决[2]的意旨，来建议台智商法院于重审M案时可如何认定H有意图于境外使用系争营业秘密。
在Chung案中，被告C虽然在追诉权时效期间内仅持有系争营业秘密而未交付给G国官员，但Chung案上诉法院仍维持地方法院认定被告有意图使其犯行能图利G国。主因是C过去曾将与系争营业密相似的文件交付G国。因而，虽C主张其持有系争营业秘密仅是为了撰写书籍，但在缺少其他证据的左证下，上诉法院表示可合理排除C有写书之意图。又针对C是为了意图图利G国而持有系争营业秘密之认定，上诉法院认为于证据上已超越合理怀疑之程度。
检方另举出C与G国官员相关通讯与讨论，且罗列G国官员的多项指示及C对该指示的响应而为之窃取营业秘密行为（例如数据的下载与汇编等）。此些证据左证C窃取营业秘密之行为与图利外国之意图可产生连结，进而支持在起诉时效期间内的非法取得营业秘密之行为是可推得C有图利外国之意图。
借镜于Chung案，智商法院于H之意图认定时，在情况证据之判断上可着重于H过去使用技术文件之目的，例如为了工作等原因。
建议：落实最高法院判决之意旨
在M案中，用以支持《营业秘密法》第13条之2意图要件之相关补强证据遭台智商法院挑剔，以致相关被告无法成罪。台最高法院却就相同证据举出可能支持意图要件之各项事实，其显示相关被告有成罪之机会。但对H的意图要件争点应补充论述。
关键是「意图要件」与「侵害行为间似乎要求前后或因果关系」。第13条之2第1项于解释上，应将焦点移至「取得后进而使用、泄漏者」之行为，而在该时间点认定「意图」；亦即将「意图」的认定时点放在「使用」或「泄漏」的时刻，而不论被告于以不正方法取得系争营业秘密时之意图为何。被告于使用或泄漏时若有境外使用的意图，亦当犯第13条之2的罪行。
如此，当M案发回更审时，应能形成符合最高法院见解的事实认定。未来若有相关法令的营业秘密案件时，「意图要件」的判断即有前案可依循。避免对营业秘密保护不周，而形成美国在意的「非关税贸易障碍」。
备注：
- [1] USTR Releases 2025 National Trade Estimate Report. March 31, 2025, USTR.
- [2] United States v. Chung, 659 F.3d 815 (9th Cir. 2011).
责任编辑：卢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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