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普1.0的年代，跨國企業還能透過搬遷工廠規避美國的高額關稅，但第二次主政的川普，則是企圖以關稅作為重塑全球貿易秩序的工具，推動「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政策，試圖強化美國主導權、推動製造業回流並增加美國財政收入，這意味著過去企業常見的作法已經行不通，在川普2.0年代下，更應重新建立全球貿易的新思維。
KPMG安侯建業近日舉辦「美國關稅新風暴：全球供應鏈洗牌下的台商生存戰略研討會」，分享美國近期關稅政策以及台商的因應策略。畢馬威中國供應鏈及間接稅兼亞太區間接稅及國際貿易關務主管合夥人Kenneth Leung指出，在川普2.0年代，中國產貨物將面臨更高的關稅和更嚴格的海關檢查，企業可透過「首次銷售原則」（First Sale）和「非居民進口人」（Non-Resident Importer）等策略調整進口完稅價格、也可考慮改變原本在中國製造模式，盤點是否有其他更適合地區可享受自由貿易協定（FTA）優惠稅率，進而進一步降低關稅成本。
川普1.0的年代：改變貨物的原產地以規避關稅
回顧2018年川普1.0時期，為因應美國對中國加徵關稅措施，眾多企業改變供應鏈佈局，將部分加工環節轉移至東南亞、拉美等第三國，或是將部分中國出口至美國的商品，改道經由東南亞、拉丁美洲國家進入美國市場。舉例來說，川普政府在2018年對中國進口的太陽能板加徵30%的關稅。但美國商務部在2023年提出證據顯示，中國太陽能板廠商將組裝業務轉移至馬來西亞、泰國、柬埔寨和越南等國，然後再從這些國家出口至美國，藉此來規避關稅。因此，美方即將對這些協力廠商國家實施「對等」關稅措施，將推高這些最終仍源自中國的商品在美國的價格。因此，跨國企業應對川普關稅「1.0」常見的做法，現在也行不通了。
Kenneth Leung指出，在川普1.0的時候，透過搬工廠改原產地還有機會能消滅關稅，但川普第二次當總統的戰略跟第一次不一樣，從川普這次的競選承諾來看，重點擺在提高關稅與貿易壁壘，也就是對大多數外國商品徵收10%~20%的基本關稅，特別是自中國的商品加徵關稅，並擴大「對等關稅」至全球範圍。
川普要透過關稅對企業施壓，將供應鏈轉回美國本土，並吸引外資企業在美國投資建廠、創造就業機會，推動製造業回流美國，因此，川普迄今實施的關稅政策措施，本質是就是在對抗中國。由於美國從中國的進口量遠超過其出口量，因此川普在其第⼀任期內就已對中國施加高額關稅，後來的總統拜登維持並擴大關稅，這些措施使美國從中國進口商品的占比，從2016年的21%降至2024年的13%，顯示美國對中國的貿易依賴度在過去10年間已有明顯下降。美國日前宣布對中國進口的所有商品加徵125%的對等關稅後，中國也以同樣方法回敬美國，不過中國政府宣布只要在5月13號之前進口到中國，就不用交125%的對等關稅，因此最近中國廠商都急著趕在時限之前完成貨物進口作業。
非關稅措施的衝擊更大
雖然全球都在關切美國對等關稅的議題，但Kenneth Leung認為，其實還有一些非關稅的措施，其實是比加關稅更狠，因為加關稅都是靠錢就能解決的問題，相較起來，若是採取出口限制或是禁運措施，就不是交錢就能了事，違犯規定恐得吃上牢飯。像是美國為了打擊中國的科技業的發展，自2022年開始對中國實施半導體出口管制，針對晶片出口到中國也有很多制裁動作，從拜登政府已啟動對中國的科技封鎖，限制先進微晶片的出口，這些晶片對人工智慧等領域至關重要，而中國目前仍無法自行生產。另外，美國可能會施壓柬埔寨、墨西哥與越南等國，要求它們在希望繼續對美出口的前提下，限制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對於台灣廠商而言，很多的晶片生產都在台灣企業的手上，如果美國不讓台灣賣晶片給中國的話，衝擊比提高關稅更大、更值得關切。
川普2.0的年代：進行價值鏈重塑
Kenneth Leung強調，川普2.0的年代，企業應考慮進行價值鏈重塑。因為美國針對所有中國原產的進口貨物加徵關稅，越來越多的美國客戶要求以DDP條款成交，導致中國出口價格降低。Kenneth Leung指出，有些美國客戶會要求交貨條件從FOB（Free On Board，船上交貨）改成DPP（Deliver Duty Paid），DDP指的是「稅訖交貨託運」，規定由賣方承擔將貨物交付至指定目的地以備卸貨，進口清關過程中的所有風險和費用（包括支付關稅和稅款）都由賣方負責。當初買賣雙方在簽約時，沒想到關稅會暴漲這麼多，在DPP的交貨條件下，關稅全都是賣方要負責承擔的，他曾有客戶簽下DPP合約，若照合約走只能虧本賣、不出貨又會違約賠錢，因此Kenneth Leung提醒，若美國客戶要求改簽DPP，到時關稅是要從自己口袋掏出來的。此外，由於美國海關對中國貨物的關注度提高，可能導致查驗率提升，進而影響美國顧客收貨的時程。
台灣企業仍面臨關稅新局的壓力及挑戰
過去台商工廠多設點在中國及東南亞，面對關稅的增額成本難以轉嫁，將面臨毛利被壓縮、價格競爭力下降的衝擊。移廠除了要面對直接的建廠成本，還需重組供應鏈進行人才培訓及內部流程調整，日後一旦撤資也會面臨大額稅務成本。面對現今強烈的政治不確定性，企業很難預測未來發展，短期內要決定前往美國設廠，恐怕難以負擔。
KPMG安侯建業顧問部執行副總陳其愷指出，以電子零組件產業為例，若遭遇25%關稅，以FOB的條件下，毛利下降約50%，而用台灣電子零組件在美國設廠的情況推估，美國製造佔總體產能約6%。電子零組件業者若考慮前往美國設廠，優點是可以避開關稅問題、鄰近客戶可迅速反應，但勞力及土地成本過高，土地、人工及法規遵循成本高昂，以中大型電子零組件廠為例，在美國建廠初期成本約3~10億美元，由於投入成本大，約莫要6~10年才能回收成本。因此，也有業者將目光投向和美國有貿易協定的墨西哥，因為電子供應鏈相對完整，已有多家台廠於墨西哥建廠，預估初期建廠成本約1~3億美元，回收年限約3~5年。
如果要降低關稅，商品中若含有美國製材料或技術，可考慮「原產地認證」，若比例低於20%或無法提出清楚證明，則無法享有任何稅負減免；另外，「首次銷售原則」允許美國進口商以供應商對中間商的首次銷售價格作為報關價值，但台灣企業與中國、東南亞多為關係企業，實務上要證明「首次交易」的真實性與獨立性難度高；且文件資料鏈需極為完整且透明，供應鏈多為跨國且多語系，文件散落各系統難以統整，更別說若有申報錯誤，除補稅外也有繳納罰金的風險。
資料來源：
- 2025/4/22，KPMG「美國關稅新風暴：全球供應鏈洗牌下的台商生存戰略研討會」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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